[18]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并负责全国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如政府规章或者地方性法规就不一定设置总则的内容。我国在此方面有着非常大的缺失，我国台湾地区就有一个法律名为《法规标准法》，该法对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法规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规格，这当然会涉及到总则的内容，会涉及到总则的规制事项和规制方式。

第一，总则的功能不明晰。同时，行政法典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所涉及的权利和义务与形成这些权利和义务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方法论是统一的，相互协调的。行政法典总则的乱象与其没有相应的规则和标准密不可分，当行政法典的制定机关设置总则时，它便有无数种选择，因为这种选择没有任何条件和标准。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登轮检查处理。那么行政法典的总则是否都是由原则构成呢？可以做出否定的回答。

事实上，任何行政法典的总则都是单一典则中的内容，离开了单一典则，它们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其中的健康发展就非常抽象，甚至没有操作的可能性。因此，依哈贝马斯及其他许多人对道德经验与道德义务诸概念所持有的理解，语言学转向使这些概念术语成了问题。

【美】弗兰克 I.·米歇尔曼：《布伦南与民主》（Brennan and Democrac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6－18页，33－34页，1999年。在继续探讨他们为什么如此说，以及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用意何在前，最好注意在论证民主的宪法的战役中，我们是如何建立一个精小的桥头堡的，即关于产生实在法的一些列特殊安排，根本不需要依赖于每个人实际上被特殊的实质伦理利益、动机或观点（例如，道德回应可能很容易被想到）所鼓动这个事实。但每个人同时也真诚地确信，对于许多制定法，他们不可能确信地说，它们是否确实符合T到Z这些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恰恰没法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客观而确定地适用到要被制定出来的各式法律之上。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附带条件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如何起作用。

因此，它们必须是这样一些理由：我们可以认为它们适用于每一个人，而不需考虑境遇、身份和伦理观念的特殊性。因此，作为规范性的原则，宪法契约主义将其重心决定性地放在宪法这个观念上。

哈贝马斯们认为，不需要这样的依赖去完成战役。B．以宪法爱国主义营救 这是一个哈贝马斯已经抓住并且面对了的问题。[22] 但是，为什么我们将这些合作条件看作是道德义务问题？为什么不是法律义务问题？即我们通常如何判断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当法律需要一个担保时，我们通常感到法律担保是我们被期望产生的东西。我这里要冒险提出如下观点：每一位断定一部政治宪法可能具有普遍的合理可接受性的当代哲学家，都是以在所有人都得到考虑的基础上发现一个公平的一致意见这一道德动机的经验为条件而作此设定的。

那么，有争议的宪法规定如何被论证呢？什么能够为裁决所有其他政治上可裁决的问题的制度性程序提供正确的标准呢？哈贝马斯们的回答是，只能是已经在特定观点（point of view）——当后传统社会成员发现他们必须诉诸理由来论证某事时直觉上采纳的观点——中暗含的规范。宪法契约论的论点是，一组宪法基本要素是道德上得到论证的，因此，在强制执行这组要素和它针对不服从所制定的法律这个问题上，你的或我的共谋（complicity）也是道德上得到论证的，只要这组宪法要素被设想为道德上表示赞同的人合理接受，也就是（再重复一次）这样的人，将他自己或她自己看作是假设为自由和平等的合作居民的团体中的一员，他们所有人在道德动机的压力下就社会合作的公正条款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一种感知的结合对我来说是可能的，但仅仅当所有时刻我能确信地看到（ii）确实得到了满足。（例如，T条款规定，必须保证每人最低限度的体面的生活标准，而国会刚刚以工作福利代替社会福利，将最低工资减半，提高了租金水平，通过了年度30亿克朗的住房津贴和就业培训费预算。

而可能的是，像寻求公平的社会合作条件并依此条件生活的愿望，以及具有此类愿望的愿望这类东西，看起来并非我们可以认为是每一个作为自由且平等的人都必然具有的愿望。[28] 【美】弗兰克 I.·米歇尔曼：《总在法律之下》（Always Under Law），载《宪法评论》（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12:235-238, 1995. [29] 对于宪法解释的认同视角（如我们可能称谓它们的那样），参见阿克曼：《背叛的产生？》（A Generation of Betrayal?），载Fordham Law Review 45：1519-36。

[9]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道德认知内容的谱系学分析》（A Genea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Content of Morality），载氏著《包容他者》（Inclusion of the Other），Cianin Cronin和Pablo DeGrieff编，31 页，剑桥：政治出版社，1998年。那么，这些固定不便的核心要求总是构成一个宪法爱国主义固定的参照点，宪法爱国主义将权利体系安放在法律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之中。

这样的国族的自我理解毋宁应该被看作一个循环程序中流动的内容，是通过法律建制化的公民交往产生出来的。进入专题： 宪法爱国主义 哈贝马斯 约翰·罗尔斯 。人事通达的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可能让他们自己竟然去希望有这么一种同时满足这两种要求的办法？在我看来，宪法契约主义论证的所有践行者，包括哈贝马斯在内，都将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一种特定类型的动机归因上面，也就是在总体上将一种受人喜爱的动机归于人们身上。[16] 相反，在一些国家的某些时期，这类愿望似乎有可能为人所共有，而在其他国家或其他的时期则并非如此。宪法契约论论证的命运必须建立在不同的可能性上。[39]对我来说，假定的意味着经验偶然性，我没有看到有关于它的什么东西不是伦理的。

换句话说，答案是文化的偶然性——文化的偶然性，无论它存在于何时何处，是指所有相关者已经意识到，虽然讨论中的团体认同在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着争议，但已经滑落至道德上负责的（morally conscientious）（在哈贝马斯们的视角下，因此也是民主程序主义的）宪法认同的层级中。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这一语言学的转向似乎排除了下述可能性：存在某些超文化甚或超民族的、可以通达的概念，在对世界与善的问题持有罗尔斯所说的完备性观点（comprehensive views）的旁观者来看，这些概念是同一的，恒久不变。

我们或许应该将我们的适用异议归咎于对如下问题的不确定或异议，即作为政治上建构的人民，我们认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意图成为谁，我们认为我们来自何方以及去向何方。无论该争论的各方知道与否，他们都相应地以特殊的理由在特殊的方式上理解该争论。

看来，任何这样的排除都必定延伸到了有关动机的那一类概念，如价值、理由、准则、规范和义务。【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合理性与真理或世界观的道德性》，载氏著《包容他者》，86－87页。

） 换句话说：当哈贝马斯们说，一组宪法基本要素的论证是且只能是宪法基本要素可以被所有相关的有能力参与实践商谈的人所接受，[23]或宪法基本要素可以获得了所有相关者的一致同意，条件是他们共同审查在实践商谈中这组宪法基本要素是否对所有人利益均等，[24]他们将对所有相关者的道德回应或通情达理的假设性臆断合并到表示条件的可以一词中。这样一种正当理由的核心必定由这样的理由构成的：可以认为每一个自由且平等的人——每一个与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有能力采纳和追求一种善的观念的人——都拥有这些理由来接受这个政体。因此，语言表达式之为思想的生成器官，可以在自发的世界建构这一先验的意义上予以理解。想想美国宪法的经验吧。

他试图从洪堡所促发的语言学转向中拯救普遍主义倾向，而他的《互补版本》一文即是拯救事业的故事中值得考虑的一个部分，在该文中，虽然他慷慨地让其他人分享了这份功劳，但占据主导的仍是他自己的哲学。存在某些唯一的对象，他们都在寻求对它的认识，他们努力求解的都是关于它的真相——当事各方的这样一种感知，被认为在支持着他们对他们共享的或公共的对话事业的忠诚。

总的观点是，我可以自由地接受来自一个宪政制度的强制行为的日常运转，包括那些我认为有害的或不公正的，这是因为并且仅仅是因为（i）我认为这个作为制度的制度是与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的合理利益相一致的。译文刊于《历史法学》第三卷《宪法爱国主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在一种哈贝马斯式的观点看来（在这个方面，它是一种康德主义的视角），在一个普遍具有这类愿望的国家中是公正的、且在道德上可接受的一组宪法要素，在此种欲望不占主导的国家中不可能是不公正且道德上不可接受的。[1]【美】弗兰克 I.·米歇尔曼：《布伦南与民主》（Brennan and Democrac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4-16页，31-33页，1999年。

通过对世界的这种语言学前理解，一种语言便同时建构了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在后传统社会，没有规范性的权威比那些必须遵守社会合作基本条件的人的好的意愿和见解（the good will and insight）更高，可以说，作为道德义务的规定，决定这些条件和判断这些条件的标准必须完全从参与者寻求使他们彼此相互信任的情景中得出。[14]这或许是一个极富争议的意见。宪法爱国主义看起来是一国人民道德上必须的准备，去接受关于尊重每个人为自由且平等的核心宪法原则的适用的异议，而无需丧失对意义明确的原则内容的信心，因为且只要他们能将异议与为宪法认同进行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

的确，我指的乃是与事物本身相对的宪法观念。第三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道德的回应主义（Moral responsivism）（……根据可被通情达理的他们接受的原则与理念……）。

[8] 我应该说明的是，虽然我在这篇文章中的目标是给宪法契约模式找点麻烦，但我感觉到宪法契约模式强大的吸引力。哈贝马斯提议说，当每个人都能从每一个人的视角出发接受一部法律时，这法律在道德的意义上就是有效的。

[34]至于这个商谈理念 ——道德上作出回应的公民的观点中暗示的理念，这些公民彼此确信政体能够被所有相关的人所接受——它不是一项价值吗？[35]陌生人之间抽象的法律调节的团结中的社会整合形式[36]怎么样呢？不是一项价值吗？不是一项关涉并反映特殊的生活方式或形式的伦理价值吗？我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它偏好彼此之间真诚的争辩而非强制和操纵——或者说，它突显了语言的地位（如前所述），在语言中存在着这样的范畴，即承认人们的自由与平等，承认人民彼此之间如此对待的相互义务。这些理论中的争论最终依赖于宪法爱国主义，一种从国民对其国家的伦理评价中发展出来的有意识的共享情感，在这种伦理评价看来，国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追求着一种宪法所代表的调节性的（regulative）政治理念。